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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西方舆论在主要问题上一再正确后，中国人是否应该在批驳的时候谨慎些？都说不要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，可是中国已经在一个地方摔倒了一百多年了，摔倒了几代人了，再摔下去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么？

最近全国媒体对外国舆论展开了全面围剿，不管哪家外国媒体出现了对奥运、西藏的不利评论，立即就会招致批驳。与以往一样，这样的批驳很少转载全文，继续历史悠久的断章取义。与以往一样，这大约是担心国人中毒，只是在资本主义流毒盛行于中国之后，现在已经说不出西方还能给我们什么毒了。

澳大利亚总统陆克文表示希望成为中国的诤友。从总体来看，西方舆论一直就是中国的诤友。不实报道显然存在，这是哪国媒体也避免不了的事情（从建国以来的情况看，中国的问题只会更严重），而且，西方媒体对中国不实报道最多的地方往往是中国管制最严的地方。自己不报到也不让别人采访然后批驳别人的报道是虚假报道，这不是正确的信息传递机制。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媒体讳言的一个数字（各种搜索引擎都会竭力屏蔽，好像中国人对不能自由地说一个数字也不感到压抑，确实，碰巧要说这个数字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这就像是一碗泰国香米中的一粒老鼠屎，怎么看怎么扎眼）。

这让我想起了兴奋剂。当初的五朵金花一下子冒了出来，国人激动万分，结果外国人几乎一致批评中国体育的不道德行为，那时的中国是从政府到百姓一致痛骂老外捣乱（春节晚会小品都要去讽刺一下），结果，兴奋剂检测技术的进步让中国女子游泳失去了神迹。兴奋剂的特点就是能够在弱项上一下子大批量地出成绩，中国女子游泳、中长跑的崛起都有这个特点（相比之下，姚明、刘翔、朱建华这样的事件在概率上就是可接受的）。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有人觉得奇怪？

94年听几名江苏体育局人士在长江三峡的轮船上聊天，说那朵江苏的金花早就不像女人了。最近媒体报道曾被查出兴奋剂的孙英杰努力复出，还说在与肝病斗争，不过据我所知，长期服用类固醇就会对心血管、肝、肾造成严重伤害，当初被查出阳性的雄酮就是一种合成性类固醇，而且必须长期服用才能见效。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都隐瞒了后面这一段知识，也是另一种意义的断章取义吧。希腊最近称该国的一起严重兴奋剂事件涉中国药品，可能中国的兴奋剂科研实力之强早已经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想象。罗雪娟因心脏问题（多次晕倒）而退役，徐妍玮也在泳池边晕倒，在年轻力壮的游泳运动员中频频出现这类心血管系统的怪病，一定是偶然的吗？

在经济方面，中国曾经长期拒绝、批判西方的降低关税、浮动汇率要求，所引用的根据完全违背主流经济学的常识，但是几乎从来不在经济学层面进行论辩，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日本、美国农产品补贴等外国的错误，指责外国人手脚也不干净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，中国最终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经济发展方向。

长期以来，中国采取各种小动作阻止外国进入中国金融、航空、石化等产业，通过关税、出口补贴等方式鼓励出口压低进口，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，结果是获得了庞大的外汇储备，现在，中国人又开始指责美国蓄意通过美元贬值让中国蒙受损失，醒醒吧！谁也没有让你积累这么多美元，也没有让你迟至今天才开始浮动汇率。

有人说外国资本蓄意抄底中国股市，如果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采用全流通、自由竞争上市等正确的经济制度，哪里会有这么高的市盈率？投机只有在有机可乘的时候才会是一种合理的存在，与钻错误制度漏洞相比，制造出错误制度是更恶劣的行为，这就像是当初的粮票和倒卖粮票，后者要被判刑，但是有助于互通有无理应无罪，发明出粮票制度的政府才是各种短缺的罪魁祸首。

这种对西方舆论的几乎是本能的排斥并不局限于解放后。早在满清政府之时，科学、经济开放、政治自由等西方舆论就招致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广泛批评。但是众所周知，那一次的批评是中国人错了。除了科学之外，中国对西方舆论中有关自由、民主、开放的批驳称得上历史悠久，虽然不断退守，但是仍然在顽抗，而基本论点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。民国时期，外国舆论也并不是支持蒋介石，对于镇压学生运动等政治问题的批判一直不断，但是当时的辩解（同样有很多国人认为学生空谈理想不务实）与此前此后的中国舆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

中国自诩为文明古国，但是在对待西方舆论方面总是犯偏听偏信、断章取义、拒绝从基本原则出发等简单错误，而且从来不总结错误，不仅导致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，也导致犯错误后从不认错，这当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。

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让子女去西方留学，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好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育好，为什么不能明白受过更好教育的人观点也更加正确呢？这大约也是西方阴谋论的根源，除此以外，中国无法解释为什么能力更强的人总要批判中国的一些问题。不过，阴谋论也同样能够倒过来用，如果普通人都能明白的一些正确原则，中国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要反对，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，除了装傻、阴谋也没有其它解释了。

我一直以为，绝大多数昏君不会傻到不知道忠臣好，可是总有一些昏君因忠言逆耳而乱杀忠臣反而重用小人，原因在于他不想改错，他的错是明知故犯。对个人而言，这并非一定不可理解（问题在于皇帝不想从政却不得不从政），但是对一个民族而言，这是很危险的。虽然逆耳未必是忠言，但是既然已经多次被证明正确，至少不要先将西方舆论视为蛊惑视听。

从历史规律来看，这尤其适用于被禁止的信息。例如，西方媒体对大跃进之后的饥荒、76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曾经有过报道（不实的也很多）。这时如何看待中外舆论呢？最合乎理性的大约就是哪一方都不信，这样没有犯错的可能，虽然也起不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，但是在无法获得正确信息的情况下，先不犯错误吧（国人犯了这类错误极少有罪恶感）。我去过西藏，那里的人民在淳朴、善良方面远远优于北京，尤其是僧侣们，所以，穷凶极恶的形象对他们并不合适，藏人性格容易暴躁大约是不错的，但是为什么暴躁呢？陆克文说西藏确实有人权问题，一国总统（而且急于和中国搞好关系）总不会乱说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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